我的红灯牌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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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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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手机里刷到一个ai修复一张老照片的视频。老照片拍摄于1985年，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约摸两岁的女儿站立于家中。其身后的柜台上，摆放着一台双喇叭收录机，墙上张贴着两张带有那个年代印记的画。
经过ai的修复，老照片生动地动起来了。父女俩高颜值、笑盈盈的神态，活灵活现，非常养眼好看。无论谁刷到它，可能都不禁会多看几眼，尤其是这位父亲，视频下面有评论说比当代明星还帅，有的说像陈冠希，有的说像谢霆锋，还有的说像霍建华、黄晓明，总之是好评如潮。
吸引我的，除了这对父女的高颜值，还有就是他们身后的那台双喇叭收录机。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流行的时尚物件，但不是每个普通家庭都拥有的。看到它，立马使我想起我读大学时有过的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和那远去的青春岁月。
1980年我上高中学习时，我本是分在文科班的。由于受当时社会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的影响，加之看到我的三姐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考试依然以考数学为主，我就坚定认为还是学理科好。私下跟一个分在理科班却想学文科的女同学商量交换班级后，我俩到老师那里一说，后来我就在理科班了。
也许我不是学理科的材料，对数学、物理和化学科目的学习，高一时我开始感到吃力，到高二阶段，就渐渐地多半听不懂了，结果1981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名落孙山，与大学无缘。
1981年离国家恢复高考才第5年，这一年没考上大学，我并没有感到非常失落，因为我们班虽然是县城中学年级最好的理科班，总共也没考上几个。那时允许复读，我的语文老师建议我复读改学文科。
“学文科？可是我地理和历史科目，在初中只学了点皮毛，人家文科复读的可是在高中学了两年，我行吗？”我怯怯又疑惑地问老师。
老师回答得很肯定: “行，只要你肯努力。”
我进入文科复读班学习，很快于十个月后的1982年7月，再次参加高考，报考了中文专业，那时是分数出来之前选报专业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刚开始得到的消息是，我上了分数线，心里稍微轻松了几天。后来又听说中文专业分数线提高了，结果我没戏了。这一学年我是付出了努力的，只是感觉时间太短了。再一次落榜，我很难过，躲在屋里伤心地哭了。
在我心想着打算二进宫复读文科时，接到通知，说于某月某日前往某市参加英语口语面试。
那几天我吃饭不香，坐立不安，心里充满紧张感。高考前我从来没进行过英语口语训练，突然几天后就要面试，我一颗悬着的心，每天好像卡到了嗓子口一样，忐忑不安。
面试在某市一所师范学校进行。虽然我选报的是中文专业，但英语我是喜欢的。我的两位中学英语老师都是上海知青，面试时我尽量模仿着他们的发音和语调回答问题，竭力表现得从容自然，眼睛看着老师。最后我被某市的一所师专录取，学习英语专业。
进校后我才知道，当年英语专业有少量名额没有招满，便在报考中文专业落榜的、但英语分数和总分达到英语专业要求的考生中进行面试，择优录取。这种做法其实是专业调剂。
应该说我的运气还算不错，非常感恩政府和学校的决策，改变了我们被调剂考生的命运，因为当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概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偏低录取率。
初次上英语听力课，有点新鲜感。进教室必须脱鞋，听力设备以前也没见过。每个学生桌位之间用隔板隔开，一块块隔板上，悬挂着一个带天线的、像话务员戴的那种双耳耳机，耳机的一端有根软线与桌面的一个接口连接。学生戴上耳机能听到老师的讲话声与播放的听力内容。
依然记得在冬日上听力课时，我们穿着教室里备好的男女统一的硬邦邦大号塑料拖鞋，脚冻得直跺脚，觉得一节课很是漫长，盼望着快点下课。有时，桌底下散发出一股浓厚刺鼻的臭袜味，熏得人屏住呼吸，无法专心听课。
那时我们的英语听力课程没有教材，所听内容是老师将BBC（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与VOA（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上的播音，用录音机录制在磁带上的，多为国际新闻。磁带放进讲台听力控制系统播放，学生戴上耳机收听。收听过程中，老师随时按暂停、回放、快进键，随时叫学生回答问题。
接下来的英语听力课，像是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课堂上，除了个别单词，我基本上听不懂从耳机里传出的语速很快的英语，其地道的语音语调，我感到陌生。每听几句，老师就按暂停键、提问或点名叫学生复述。我坐在那里，心里慌得很，生怕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把头埋得很低，似乎快要贴到桌面了。因为听不懂，心里胡思乱想起来。以后听力课怎么熬呢？考试不及格多丢脸，怎么办呀？我感觉自己像在坐飞机，焦虑与担忧向我袭来。
我怀着焦急的心情给父母写信，告诉他们我听不懂英语，需要一台收音机来收听英语广播，提高英语听力能力。我母亲当时在一家商店工作，工资收入微薄，家里经济拮据，却东拼西凑，很快给我买了一台收音机，托人捎来。我拿到收音机时，像是如获至宝，如释负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络，收音机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我的收音机是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753F型（FM/MW）双波段台式收音机，似砖块般大小，其黑色木质纹理外壳的正面，左边是双波段显示屏，右边是两个上下对齐、各代表调频和开关的银色旋钮。开关旋钮一扭动，一声“哒”的清脆声随即传出，有在手中接收到一种“机械感”信号的感觉，完全不像现在那些冷冰冰的触控设备。收音机背面的左上角是可伸缩的天线，正下面是安装两节五号大电池的地方。
从此，这台收音机每天与我为伴，如影随形，成了我提高英语听力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每天早晨，我早早起床，带上它，小跑步来到教学楼的走廊上，或在教学楼外面的空旷场地上，坚持收听BBC或VOA播出的英语报道。傍晚时分，我照样捧着收音机，在晚霞的余晖里抽出天线，对准频道，沉浸于英语报道的聆听中。周末，在宿舍里，我打开收音机，有时模仿主持人的语调，有时尝试复述新闻内容。每次调频，我好像通过收音机走进了伦敦的街头，感受到华盛顿的早晨，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些声音成了我练习英语听力的宝贵资料，让我对英语的热爱愈发浓厚，也让我明白学习英语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更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我常抱着收音机在校园的路上边走边听，为此班上男同学还给我取了个“S”的外号，他们说我在路上远远地看见他们，总是拐弯绕道走。也许吧。在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不太说话。我来自小县城，一方面胆小，一方面在中学几乎没跟男生说过话，进入大学这性格也没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词汇量在积累，听力变得越来越流利，理解能力大大增强，听力水平逐渐提高。我内心不再焦虑，上听力课也不再恐慌了，会积极主动回答问题。大学一年级结束时，因成绩优异，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发的奖品是一床条纹状的印了学校名称的学生床单。
时光如梭。那台收音机后来一直静默地陪着我每天学习，陪着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
在我毕业后的几年里，它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被使用。我的英语教学工作中已用上磁带录音机了。每当我坐在书桌前看书或备课时，看到书架上的那台收音机，依然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始终陪伴着我，心里总会泛起一股温暖的涟漪，它代表的不仅是我的学习工具，更是我青春岁月中那份执着、热爱与追求。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因为奔着提高学历的目标，有过几次异地学习的经历。到后来，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不知道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是怎样丢失的。
如今，虽然科技日新月异，智能设备层出不穷，但我时常会想起我曾有过的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它于我，是一份深深的母爱，一段青春的符号与坚持的见证，一份温暖清晰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