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收音机

       六岁那年，家里新添了一台通化无线电厂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我清晰地记得，它的名字既温馨又浪漫，牌子叫“向阳”。
     听父亲说，这个精致又神奇的小木匣，消费了整整四十八元，掏空了全家辛苦数月的积蓄。也正因为它，我家终于圆了拥有“四大件”的梦想，也就是当年人人羡慕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自此，无形的电波越过高山，搅动了我整个童年的娱乐生活，也为我推开了一扇望向外面世界的窗。
       从《每日新闻》里，我懵懂知晓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历史转折，随梦编织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由《每周一歌》中，我学会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些清新婉转的旋律，至今依然在耳畔萦绕，不曾褪色半点。
       印象最深，却也是当年我最讨厌的栏目，便是《评书联播》。那时热播的，有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刘兰芳的《岳飞传》，田连元的《杨家将》，到后来还有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说厌烦，一来是我对历史故事不太感兴趣；二来更是烦透了每逢评书开播，家里来人听评书的场合。
       我家这台“向阳”，是整个屯子里的第一台收音机。所以，每到中午十二点，街坊四邻便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我家，南北炕上、窗台上、里屋的板凳上、外屋的锅台上，全都挤满了张大爷、王大娘、赵婶、李叔……时间一到，父亲总会小心翼翼地拧开开关，熟练地调频并锁定电台，不用任何人下令，喧闹的屋子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凝神静气，乐此不疲地聆听着岳飞那跌宕坎坷的命运。
       期间，女人们靠着板柜，或精心地勾毛衣，或悠闲地嗑瓜子；男人们则光着脚板，闷头抽着老旱烟，偶尔咳两口浓痰。劣质的旱烟味、熏天的脚气味、浓烈的汗酸味、无声的臭屁味相互混杂，顷刻就在狭小的房间弥漫开来。半小时一晃而过，只听惊堂木一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邻居们才懒散地抬起屁股纷纷而去。回到家里洗碗、午睡、喂猪、下地，各忙各的活计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文娱活动匮乏的乡村里，无数老百姓的晌午时光，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
       因为心烦，午饭后我和二弟就跑到巷子里，要么与邻家男孩子们弹溜溜、推铁圈、射弹弓，要么与邻家女孩子们捉迷藏、跳皮筋、抓嘎拉哈。每当评书联播一散场，收拾满地的瓜子皮、烟头、痰渍，便成了我必修的恼人功课。说来也怪，单田芳那沙哑又极具磁性的“书接上回”或“上回书说到”，成了其个人魅力的代表，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真正让我心心念念，天天必守的栏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小喇叭》。每晚六点，那熟悉的前奏准时响起：“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便紧紧贴在收音机旁，心无旁骛地沉入到另一个世界。忘不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清纯的童声合唱，忘不了孙敬修爷爷、康瑛奶奶讲过的众多谜语、故事和童话。《小喇叭》如同阳光一样，点亮了我的童心世界，也像细雨一般，滋养了共和国一代又一代的少年。
     新世纪的今天，媒体多元、信息便捷、娱乐丰富，可我总还是怀恋当年那个小木匣。那一方极具粗粝感小木匣，传出的是新闻、评书、歌声和故事，装下的却是我那永远也回不去的童年。

                                （2016年3月）

个人简介：孙永权，男，汉族，网名“厚厚的书”，1972年1月出生于吉林通化，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作，有多篇散文、小小说、报告文学、现代诗歌、格律诗词、歌词散发于省市报刊杂志。系通化县政协特聘文史专员、《通化县文艺》特约编辑、通化县星火诗社副社长、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现供职于通化县英额布镇中学，任学校圆梦文学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