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广播的年代
小时候，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鸡鸣，而是挂在墙上那个木匣子里的小广播。
家里的小广播，安在屋门后的土墙上。它的线是从天窗进来的，匣子的前面有一个镂空的五角星。我始终对这玩意充满好奇。终于有一回，趁父亲卸下清扫尘土时，才看见里面有一个黑色圆形的小喇叭，后面还背着古铜色的线圈和灰色的吸铁石。可我还是不明白，它怎么像人一样，会说话呢？
“XX县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广播员熟悉的声音，是村里人共同的记忆。以至于多年后学校开家长会，一位班主任指着一位中年妇女说：“她是我们班李红的母亲，就是咱们县上最早的播音员。”
与她交谈时，那磁性的声音，一下子把时光拉回昏暗清晨的老屋里，眼前却是教室明亮的灯光。她的声色没变，可包裹声音的那个世界，全变了。后来她还多次为学校的宣传片配音，唤醒了许多人的记忆。
我经常见他把机子侧边的按钮像门一样拉开，然后对着它说话。后来，我在家里的广播里也经常听到他的声音。大队在院子开大会时，这台收音机就放在会场前的桌子上，用一条黑线连着话筒。
广播每天准点的播音，成了家里的钟表。每晚八点，一声熟悉的“嘟--”之后，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让我们听到了不少外面发生的大事。记忆中广播经常通知开会：让全体社员按时到公社剧场的院子集合，同时还要“四类分子”提前去打扫会场。
大姐家是地主成分，她的公公也是被通知打扫会场的人。每当这时，母亲就唠叨：“地主还咋咧，又没偷人抢人，让人家干活还没个好心情！”后来听说上面要给她的公公“摘帽”平反，老人竟笑着说：“老了，戴上帽子都还嫌凉哩！”
那时，公社常把“公捕公判大会”会场的情况播出来，声音虽有些瓮声瓮气，却能听清宣判和会场上的口号声。三姐说她十几岁时，听到小广播里的通知，为了领五毛钱的补助，接受了队上指派，去参加有枪毙人的公判会。会后她骑自行车跟着一群人追到刑场，亲眼看到的情景，让她做了好长时间的噩梦。
有一回，广播通知公社要在我们村头召开“水利动员大会”。那天我早早跑去看热闹。会场前面搭着一个台子，周围挂着幕帐，两边吊着大喇叭。台子上有一张铺着厚布的桌子，上面放着包了红绸子的麦克风和一尊主席的石膏像。
会前，我和几个伙伴在台子上跑来跑去捉迷藏，不小心绊到了麦克风线，拽得那个裹着红绸子的“铁疙瘩”一个趔趄，连带将桌边的石膏像扫落在地。“啪”的一声脆响，我们都愣住了。一时吓得各自跑回家，直到大会开完都没敢再出来。
那时广播里听到最多的歌曲，就是开头的《东方红》和结束时的《国际歌》，还有京剧样板戏。
其中《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打虎上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以及《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唱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都是灌进耳朵最多的声音，以至于今天都还记得那个熟悉的韵味。
妻子说，她那时经常踩着小凳子对着广播乱喊。后来有人告诉她那边能听到，吓得她再也不敢了。
那年，村里不断通知要收听重要广播，最终传来的却是主席逝世的消息。母亲对着水缸抹泪，水缸映出她模糊的倒影和墙上主席的画像。我不太明白”逝世“的全部含义，但我知道，连广播里那个每天响起、无比可靠的声音，都在那一天变得颤抖、沙哑。一时间全村悲痛。
那天，村里住着野营拉练的解放军，也取消了当晚的电影，迅速整队离开了。也就在那一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了唐山地震和周总理、朱委员长逝世的消息，从隔壁学校的报纸上看到了他们加着黑框的照片。那阵子似乎好长一段时间，广播里传来的都是低沉的声音。
广播是村里所有消息的来源。
父亲爱听广播，一旦声音小了，他就给门后的地线浇点水。母亲喜欢听天气预报，她老把“局部地区”听成“西北地区”，便发牢骚：“天天都说西北地区有雨，咋没见哈（下）？”我也让广播捉弄过一回。
堂哥有天晚上来串门，对我说：“刚才广播通知了，明天老师要到公社开会，你们不用上学了。”我听后很高兴，心里正留恋着暖暖的热炕。结果第二天，我被老师叫到学校罚站了。
那时，广播线架在高高的木杆上。我们经常趴在杆上听那“嗡嗡嗡”的响声。村子在山下，常刮风，电线一摆动，广播就“吱-吱-吱”地乱响，有时甚至刮断了没有声音。父亲常爬到窑背上去查看，想办设法也要把线接好---因为那是家里唯一的现代文明。
如今,已进入数字时代，用手机便能听见外面的消息，声音清晰得没有一丝杂音。可我有时还会怀念那吱吱的电流声---那是信号穿越旷野、掠过树梢、钻进我家土墙时，带来整个世界的喧哗与寂静。我所回想的广播岁月，不只是一个需要倾听、充满想象的年代，更是留恋那时精神的纯粹、和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