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广播（刘世奇）

八十年代的广播

文/刘老七

我是重庆人，八零年代生人。这十几年一直在贵州工作和生活，可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老家那个挂在墙上的广播。

前两天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写的是六十年代的广播，一根铁丝扯进家家户户，比巴掌大点的木盒子，播《东方红》，播天气预报，播生产队的通知。那篇文章让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

我们家那个广播，或者叫喇叭。八十年代初，它挂在我家堂屋的木板壁上，靠大门那面墙，进门一抬头就看见。灰扑扑的一个圆盘子，中间有个纸盆，纸盆已经不那么白了，边缘有些发黄发脆，纸盆外头一圈铁皮，铁皮上锈迹斑斑。广播是用两根细铁丝吊着的，一根是火线，一根是地线，从门外那根木电线杆上接下来的。那根电线杆立在院坝边上，上头架着好几根铁丝，通向村里每一户人家。我爸说，这叫广播网。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透，广播就响了。先是“嘀嘀嘀”的电流声，滋滋地响上一阵，像是什么东西在苏醒。然后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那歌声从那个灰扑扑的圆盘子里冲出来，把整个堂屋都灌满了。

母亲总是在广播响之前就起来了。她烧火煮饭，灶屋里头烟气弥漫，柴火的味道从灶台窜出来，飘到堂屋。广播就挂在那里，天天被烟火熏着，日子久了，那纸盆和铁皮上就糊了一层黑灰，摸上去黏糊糊的。我有时拿抹布去擦，母亲就说：“莫擦了，擦了也白擦，明天又熏黑了。”后来那广播就一直是黑不溜秋的，像个老脸，看着不起眼，可每天早上照响不误。

每天只要广播一响，整个村子就醒了。东边王家的狗叫两声，西边李家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有人挑着水桶往井边去，桶底的铁箍在石板上“哐当哐当”地响。广播里的歌声和这些声音搅在一起，成了我记忆里最熟悉的早晨。我父亲总是广播响第二遍的时候才起，他披着衣裳从里屋出来，坐在堂屋的板凳上抽根烟，眯着眼睛听广播。广播里有时播新闻，说哪里又丰收了，哪里又开了什么会。我爸听得认真，听完还会嘀咕两句，说什么“搞得好”或者“又要忙了”。

那时候，广播是村里唯一的“新闻来源”。谁家有个什么事，要通知全村的，都靠广播。生产队那时候已经不叫生产队了，叫村民小组，可大家还是习惯叫“队里”。队里要开会，队长就到大队部去，对着话筒喊：“各位社员注意了，今天晚上七点在我家开会，各家各户来一个人，不能耽搁，听到了互相转告一下。”那声音从每家每户的广播里传出来，沙沙的，带着点回音，可谁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记得有一回，广播里喊：“各家各户注意了，明天早上八点在上院的大晒坝领化肥，每家两包，带好口袋。”我父亲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翻出那条最结实的老蛇皮口袋，扛着就往大晒坝走。回来的时候，一袋化肥扛在肩上，压得他肩膀歪着，可脸上是笑着的。那年月，化肥是很贵东西，广播里一喊，比什么都管用。

广播里还播天气预报。每天早晚各一次，一个女声，慢悠悠地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十二度，最高气温十八度。”我父亲每次听完都要抬头看看天，嘴里念叨：“和广播里说的一样不？”有时候天阴着，广播说下雨，他就说：“广播不会错，把晾的衣服收进来。”有时候天晴着，广播说下雨，他还是说：“广播不会错，把晾的衣服收进来。”母亲就笑他：“广播说哪样你都信。”我父亲一本正经：“那是国家的事，能错？”

广播里最热闹的时候，是播评书和戏曲。中午那会儿，广播里常有评书，《杨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说书的人讲得绘声绘色，我趴在堂屋的饭桌上，端着碗，筷子夹着菜，半天不往嘴里送，就听广播里那个声音说：“只见那岳云锤起锤落，杀得金兵人仰马翻……”我母亲在旁边催我：“快点吃，饭都凉了。”我不理她，她就拍我一下：“再不吃，我把广播关了。”我这才赶紧扒两口饭，眼睛还盯着广播那个灰扑扑的盘子，好像能看见岳云在里头打仗似的。

评书演完了，有时会播一段戏曲。有京剧。我爷爷最爱听剧，他耳朵不太好，每次都要把板凳挪到广播底下，仰着头听。广播里咿咿呀呀地唱，他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敲着节奏。唱到高腔的时候，也跟着哼哼，哼得走调了，自己还笑。我有时候嫌吵，说爷爷你别唱了，他就瞪我一眼：“你懂啥子，这是好戏。”后来他听不见广播里的声音了，还坐在板凳上仰着头，我就知道，他不是听，是在想。

那个广播，还播过一回让我记了一辈子的事。那是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我和几个娃儿跑到河沟边耍水，不小心滑进沟里，被水冲了一截，幸好被一个大人捞起来，呛了几口水，没大事。可回到家，我母亲已经哭成泪人了——原来广播里已经通知了全村，说哪家的娃儿落水了，让家长赶快去河边。我父亲是听到广播才跑去的。那天晚上，我母亲抱着我，一边哭一边骂：“你以后再敢去河沟边耍，我打断你的腿。”我父亲坐在旁边抽烟，不说话，过了好久才说了一句：“要不是广播，今天真的就出事了。”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那个挂在墙上、黑黢黢的广播，不只是一个会响的东西。它是一条线，连着全村的人。谁家有事，广播一喊，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八十年代中期，村里有人家买了收音机，比广播好听多了，能收到很多台，还能听歌、听新闻、听小说。再后来，有人家买了录音机还有黑白电视机，十四寸的，摆在堂屋正中间，晚上一到，左邻右舍都挤过来看，比广播热闹多了。我们家的广播，还是挂在那面墙上，可听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父亲有时候早上起来，还习惯性地抬头看一眼广播，可广播已经不响了。队里开会也不在广播里喊了，改用人跑在村里大路上边吼边通知，或者干脆不通知，有事直接找队长。

广播就那么哑了。铁丝还在，从门外那根木头电线杆上接下来的，可已经不通电了。广播上那层黑灰越来越厚，纸盆也破了几个洞，像一个老人的耳朵，聋了，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母亲说，拆了吧，挂着碍事。我父亲说，莫拆，挂着又不碍事。后来就一直挂着，挂了不知道多少年。前几年我回老家，进了堂屋，习惯性地抬头一看，那广播还在。黑黢黢的，破破烂烂的，吊在那两根细铁丝上，像个没人要的旧家当。我盯着它看了好久，忽然想起小时候那些早晨，想起《东方红》从那个灰扑扑的盘子里冲出来的声音，想起我父亲眯着眼睛听天气预报的样子，想起我爷爷仰着头听川剧的侧脸，想起广播里喊“各户注意了”的那句沙沙的回音。

那些声音，早就不响了。可在我脑子里，它们响了一辈子。现在，我在贵州工作生活，回老家的次数不多。偶尔回去，村里已经大变样了。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家家户户都有手机，有网络，刷视频、看直播，想听什么听什么。那个广播，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掉了。我问我母亲，广播呢？她说，早就拆了，房子翻新的时候，墙都重新刷了，哪还留那个东西。我就那么“哦”了一声，没有再问。

可心里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八十年代的广播，没有现在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不能点播，不能回放，不能挑你喜欢听的。它播什么，你就听什么。可正是因为它不能挑，全村人听的是一样的东西，听的是一样的话，听的是一样的歌。那根细细的铁丝，把每家每户串在一起，像一串蚂蚱，谁家的事都是大家的事，谁家的喜事也是大家的喜事。那种感觉，现在找不回来了。

现在的村子，安静了很多。家家户户关着门，手机一刷，各自热闹。可再热闹，也是个自各的热闹。不像那时候，广播一响，全村一起醒，一起听，一起讨论，一起过日子。

时代变了，这些东西回不来了。可每次想起那个挂在墙上、被烟火熏得黑黢黢的广播，想起那些从它里头冲出来的、带着沙沙声的歌声和喊声，心里头就暖一下，也酸一下。

那不是广播，那是一整个时代，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把“家”和“村”连在一起的声音。每一声沙沙的电流响，都是那个年月的心跳。